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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三国简介
- 2、张俊义在三国中是谁?
- 3、古代的人吃油吗？
三国简介
张郃
张郃 - 个人档案
字：儁乂(三国志) 隽乂(三国演义)
个人资料 性别 男
籍贯 [冀州]河间鄚县 [今河北任丘北]
官至 车骑将军 谥壮侯
相关人物 曹操 诸葛亮 司马懿 夏侯渊 袁绍 卑湛 韩馥
曾效力过的势力 魏 袁绍 韩馥
张郃 - 简明历史传记
张郃是三国时期魏国名将，曹操部下“五子良将”之一，先从韩馥，后投袁绍，在与公孙瓒的交战中多有功劳。官渡之战时，张郃受郭图陷害，率众投降于曹操，得以重用，随曹操平定北方，远征乌桓，平马超，灭张鲁，多有战功。后来，张郃随夏侯渊驻守汉中，在夏侯渊被杀后暂代主帅，维持败兵。魏明帝时期，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张郃奉命救援陇右，在街亭大败蜀将马谡，导致诸葛亮撤兵；诸葛亮第四次时，张郃随司马懿前往相拒。后诸葛亮粮尽退兵，张郃追至木门，与诸葛亮军交战，被飞矢射中右膝而亡。
[191年]，袁绍取冀州，韩馥战败，张郃率兵归附袁绍，任校尉，用来对抗公孙瓒。后来，公孙瓒被击败，张郃功劳很大，升为宁国中郎将。
[200年]，曹袁两军相持于官渡，袁绍派淳于琼率万余人护送军粮，屯于乌巢。曹操留将守营，亲自率兵偷袭乌巢。张郃认为曹操兵精，淳于琼必败，应迅速去救援，而袁绍的谋士郭图却建议进攻曹操的大本营。袁绍采纳了郭图的建议，张郃劝阻，袁绍不听，只派轻骑去救乌巢，而派重兵去进攻曹操的大本营，结果不能够攻下。很快，乌巢兵败，消息传来，袁军军心动摇。郭图闻讯后大为羞愧，为推卸责任，诬谗张郃不卖力作战，失败后还出言不逊。张郃心中害怕，与将军高览愤而投奔曹操。曹操闻张郃来降，十分高兴，将此事比作微子去殷、韩信归汉，于是拜张郃为偏将军，封都亭侯，授予他部队，随军作战。
[204年]，张郃随曹操攻克邺城，大败袁尚。次年，又随曹操在南皮消灭袁谭势力。
[207年]，曹操远征乌桓，张郃与张辽共为先锋。战后，张郃因功升为平狄将军。后来，张郃又参加了征讨管承，征讨陈兰、梅成等人的作战。
[211年]，马超、韩遂叛乱，张郃随曹操出征，在渭南大破关中军。继而，张郃率军围攻安定，击降杨秋
[214年]，马超在张鲁支持下，卷土重来。张郃跟随夏侯渊击败马超，并平定了宋建的叛乱
215年]，曹操亲率大军进攻汉中，从散关入，派张率五千步兵在前开道，一直到阳平。张鲁投降，曹操回军，留张郃与夏侯渊、徐晃等守汉中，以拒刘备。同年，张郃率兵南下进攻巴西郡，欲迁徙当地百姓到汉中。刘备派征虏将军张飞为巴西郡太守，抗击张郃。张郃军进至岩渠，被张飞击败，率残部退回南郑，改任荡寇将军。
[218年]，刘备进攻汉中，屯于阳平，夏侯渊、张郃、徐晃等率军迎击，张郃负责防守广石。刘备亲自率精兵万余人，分为十部，夜间猛攻张郃。张郃亲自率兵与蜀军进行搏斗，刘备不能攻克。次年，魏军主帅夏侯渊在定军山战死，曹军大败，张郃同败军一起退守阳平关东。司马郭淮和督军杜袭收敛散卒，推举张郃继夏侯渊为魏军主帅。张郃出任，指挥士兵，布置营寨，军心安定。刘备欲渡汉水来攻，见魏军在汉水以北列阵相迎，刘备于是放弃渡河，隔水相持。不久，曹操遣使令张郃假节。后来，曹操亲自进攻汉中，不能取胜，于是撤出汉中的部队，令张郃屯兵于陈仓。
[220年]，曹丕即位，任命张郃为左将军，进封都乡侯。不久，曹丕称帝，又进封张郃为鄚侯，随即命令张郃跟随曹真征讨安定的胡羌，之后与曹真一同进朝朝见。
[223年]，张郃同夏侯尚一起进攻江陵。张郃别督诸军渡江，攻取洲上屯坞。
[227年]，魏明帝曹睿即位，张郃奉命屯兵荆州，与司马懿进攻孙权部将刘阿等人，追至祁口交战，击败吴军。
[228年]，蜀相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魏明帝曹睿加张郃位特进，使督诸军，与蜀将马谡战于街亭。马谡依守南山，下不据城，被张郃截断水源，杀得大败。继而，张郃又平定了三郡的反叛。魏明帝曹睿下诏嘉奖张郃，增加食邑1000户，前后一共4300户。司马懿在荆州训练水军，欲从沔江顺流进入长江伐吴，魏明帝曹睿命令张郃率关中诸军去荆州接受调度。张郃到达荆州后，正值冬天水浅，大船无法通行，于是又回军屯驻方城。同年年底，诸葛亮第二次北伐，出散关围陈仓。魏明帝曹睿急招张郃进京，把三万士兵交给他指挥，并派遣武卫、虎贲等侍卫保护张郃。魏明帝还亲至河南城置相酒送，问张郃能不能来得及救援陈仓，张郃判断诸葛亮军没有粮草，一定不能持久，便回答等援军赶到时，诸葛亮已经退走。张郃率军连夜赶到南郑，诸葛亮果然退军，于是奉诏还于京都，被拜为征西车骑将军。
[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张郃随司马懿前往相拒。后诸葛亮粮尽退兵，张郃追至木门，与诸葛亮军交战，被飞矢射中右膝，死亡，被谥为壮侯，儿子张雄继嗣。由于张郃前后征战有功，魏明帝分张郃的食邑，封张郃的四个儿子为列侯，封他的幼子爵为关内侯。
张郃通晓应变之术，擅长布置营寨，预料战势、地形，一向准确，即使诸葛亮都对他有所顾忌。张郃虽为武将，却喜欢儒士，曾推荐同乡的卑湛，被皇帝下诏嘉奖，将张郃比作爱好儒学的东汉大将祭遵，并将卑湛提升为博士。
由汉至三国，军号泛滥，然则始终以大骠车卫、四征前后左右为最高。“征西”、“车骑”之制，可见《宋书·百官志》：“魏世车骑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其或散还从文官之例，则位次三司。”“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由“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可见这两个军号都高于“前后左右”将军，同时又位次三司，按汉魏惯例在大将军、骠骑将军之下。作为最高层次的军号，单处车骑、征西二者之一，已足见其重，在三国曹魏，却有一个“征西车骑将军”，遍观前后，担任此位的，只有一人，便是张郃张俊乂。
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注1）：“魏征西将军一人，二千石，第二品。--------张郃：太和元年由左将军迁，是年转车骑将军。”“魏车骑将军一人，第二品。-------张郃：太和元年由征西将军迁，使持节行都督督军，三年战殁。”由此看来，洪饴孙是将《三国志·张郃传》里的“征西车骑将军”解释为张郃先后但任“征西”、“车骑”两个军号，然则还缺乏具体可信的记载证明此说。“车骑将军”一说，《晋书》有“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即使以之为信，然而最关键张郃任“征西将军”一说在任何正史里不见其事，所以张郃分任两号之说也就存在较大疑问。
作为比较正统的史料，《三国志》对军号、官位之事备及其详，即然郃本传里有“征西车骑”一说，其可信应是相当高的，另外，查诸《华阳国志·刘后主志》更有：(八年)秋，魏大将军司马宣王由西城，征西车骑将军张郃由子午，大司马曹真由斜谷，三道将攻汉中。”这里明确提到的张郃，也是以“征西车骑将军”出现的，说明这个军号已被常璩所认同，由此更进一步说明了《三国志》里这个军号的可信度。
另外，张郃在街亭之战的巨大作用，使得他一时间在曹魏军队中据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在特殊情况下产生这样的特殊军号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具体情况将在街亭之战的分析里提到。
前事
张郃为曹操“张乐于张徐”五员大将之一，五子各有所长，而郃尤以巧变著称。张郃起自袁绍属下历任校尉、宁国中郎将，于官渡之战降于曹操。
官渡火烧乌巢的瞬间，《三国志·张郃传》对袁绍方的谋划有详细记载：“绍遣将淳于琼等督运屯乌巢，太祖自将急击之。郃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曰：‘郃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官渡之战的过程不用多说，由以上记载便可知张郃深知兵机，乌巢之事的带来的变化已在其所料之中。然而，这次争论，却为张郃降曹埋下伏笔。
《张郃传》：“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郃惧，乃归太祖。”以袁绍军破而后张郃降，然则传后的裴松之注依《武帝纪》与《袁绍传》对此说存疑。《武帝纪》：“（袁绍）乃使张郃、高览攻曹洪。郃等闻琼破，遂来降。绍众大溃。”《袁绍传》：“太祖还，未至营，绍将高览、张郃等率其众降。绍众大溃。”这两说都是张郃降而后袁绍军溃。
关于张郃降曹的原因，本传记为郭图进谗言：“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惧，乃归太祖。”《三国志》所记，应有此事，不过《郃传》袁绍军先破而后张郃降这一说法就有很大疑点。《郃传》、《武帝纪》与《袁绍传》同出于《三国志》，在此事上就写作立场而言，后二者较为可信，而《郃传》将此顺序小有改变，所要掩示的，也正是《武帝纪》与《袁绍传》没有掩饰的------张郃降而后袁军溃，更进一步可以理解为张郃的投降是袁军崩溃的重要原因。
乌巢被烧，袁绍败局虽成，然而也应该是余粮尽军心散之后的事，事实上却是在乌巢被烧瞬间，这样庞大的军队顿时土崩瓦解。不难发现，张郃在此时起了几乎是关键的作用。曹操火烧乌巢之时，“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太祖营，不能下”《郃传》。这里所领“重兵”的无疑是张郃、高览，二人的突然投降，使得袁绍的这支“重兵”或降或逃，一下子烟消云散，受乌巢之火与重兵覆没的双重打击，袁军才马上军心散乱以至崩溃。否则若是袁绍粮尽前全军死战，曹操方即使胜利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伤亡。所以由此可见张郃在这里作用的明显。
另外要说的是张郃对投降时机的拿捏也是相当到位，不负“巧变”之名。《袁绍传》：“太祖还，未至营，绍将高览、张郃等率其众降。”张郃的投降，是在曹操烧乌巢后回营这一瞬间，此时曹军根本就未对袁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乌巢之火的影响也没有明显化，而以军力来看，张郃、高览所领的“重兵”未必处于劣势，这样情况下的投降，应该称得上是非常之举，而这也正是张郃拿捏准军机变化的表现。事实证明，这成为左右后来战局的关键，对曹操而言而是得到了相当大的一笔筹码。所以对于张郃来归，曹操惊喜之余，有“微子去殷、韩信归汉”之喻，以之为“偏将军、都亭侯”，可以说是相当厚待。
曹操之下，星光灿烂，而张郃再次表现出巨大作用，是在汉中之役。“刘备屯阳平，郃屯广石。备以精卒万余 ，分为十部，夜急攻郃 。郃率亲兵搏战，备不能克。”陈寿后评称张郃用兵以巧变称，而此战则显示出他的严整坚重。刘备起自河北，又曾北从袁绍，对张郃向来应有所知，阳平广石之役可能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魏略》“渊虽为都督，刘备惮郃而易渊。及杀渊，备曰：“当得其魁，用此何为邪！”意以未得张郃而不满。 夏侯渊“虎步关右，所向无前”，又素号知兵，却为刘备所轻，张郃在关右汉中诸战皆为渊部下，反倒为刘备所重惮，从刘玄德顾诸葛亮于乡野、识马谡于病中的阅人之道来看，也略见张郃的不简单。
夏侯渊败死（注2），“当是时，新失元帅，恐为备所乘，三军皆失色。渊司马郭淮乃令众曰：‘张将军，国家名将，刘备所惮；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也。’遂推郃为军主 。郃出，勒兵安阵，诸将皆受郃节度，众心乃定。”遂不致为刘备所乘，亦可见张郃在军中的威望。
江陵
魏文帝继位，以张郃为左将军，“诏郃与真讨安定卢水胡及东羌，召郃与并朝许宫，遣南与夏侯尚击江陵”《郃传》。魏初，诸曹夏侯从战统军是定俗，而真正在前线奋战的，却是张郃这样的外姓将领。
江陵之战，《郃传》只记为：“郃别督诸军渡江、取洲上屯坞。”
《吴主传》：“（黄武元年）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二年春正月，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
由以上二传可见，带兵分据中州的便是张郃。《朱然传》：“魏遣曹真、夏侯尚、张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为其势援，连屯围城。权遣将军孙盛督万人备州上，立围坞，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时欲退，郃据州上围守，然中外断绝。权遣潘璋、杨粲等解而围不解。”这一段更是详写其过程。
这个江中洲具有相当重要军事意义，对曹魏而言，可以阻断对江吴军的救援，对东吴而言，以之为基地可以随时进击江陵城下，换句话说，占据了江中洲，便把握了整个战局的主动，事实上，正是由于后来魏军占领了江中洲，使得东吴多支援军长期束手无策。
对于江中洲的地位，东吴方事先也有相当的认识，故以“万人备州上，立围坞”。而张郃渡江击孙盛，从前后相关记载来看，实乃江陵之役中最大的硬仗。《潘璋传》：“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绝。”单由浮桥延至陆上一点登陆，不可能抢滩成功，而必须以水军配合，或是协助排除守军对浮桥的干扰，或是从背后牵制吸引洲上的守军的兵力。水陆两方的配合本来就具有相当的难度，而由浮桥登陆，更是将己方一线暴露在敌方的一面中，因而最具艰险。
《夏侯尚传》：“黄初三年，车驾幸宛，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权将诸葛瑾与尚军对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军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将步骑万馀人，於下流潜渡，攻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先下流潜渡牵制水军，再由陆路登上江中渚，便达到“水陆夹攻，破之”的效果。这与上段分析的过程接近一致，只不过这里没有说明陆路方面用的是“浮桥”，难道是很偶然的巧合么？
《三国志·诸葛瑾传》后注引《吴录》：“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又分据中州，瑾以大兵为之救援。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划，无应卒倚伏之术，兵久不解，权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今攻浮桥，真等退走，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
既然诸葛瑾身位大将之重，又：“性弘缓，推道理、任计划”那么很难将自己处于险地，贸然渡入江中渚，而“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表明他至少不曾遭遇大败，那么《夏侯尚传》所言便不一定是事实。同时，在魏书诸传有关击败诸葛瑾一事的记载，只见于《夏侯尚传》，其它诸传皆未提到。
由此，便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夏侯尚传》中“入据江中渚”的，不是诸葛瑾而是吴将军孙盛。那么这样才与《三国志》中魏书、吴书诸传及《吴录》所载相吻合。再仔细看《尚传》中这段，“尚夜多持油船”这里的“尚”官方记功语气很重，然而也意多隐晦，可指“夏侯尚部”，也可指“夏侯尚军”，但夏侯尚作为诸军统帅，亲自渡江涉入险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张郃此时正是夏侯尚所督之部。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此战水陆两线，吴方从正面带来最大的压力当是孙盛屯坞里的万余人，而率主力渡江激战的，最终将孙盛部击破占领江中渚的，乃是张郃。《尚传》内容，当为陈寿得自魏国官方资料，故为最详，而此事《郃传》仅两句。这大概是曹丕欲将之战之功归于夏侯尚（注3），而授意在记录上做的手脚。
街亭
魏明帝继位前后，曹操以来的元老宿将已经星散将尽，所余着惟曹真、张郃、徐晃等人，另一方面，司马懿起自曹丕左右，于文帝时代在魏国迅速崛起（注4）。魏国的军事重心大致可归于江汉与关中两区，张郃前在关中随夏侯渊平定诸羌胡及枹罕宋建，渊死代之统领汉中诸军，文帝时“郃与真讨安定卢水胡及东羌”；后又在江陵之战督诸军奋战，“明帝即位，遣南屯荆州，与司马宣王击孙权别将刘阿等，追至祁口，交战，破之。”江汉与关中诸军都曾受张郃统领，作为曹操以来军事上仅存的元老，加上长期以来的良好战绩，张郃在魏军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曹真于文帝时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后参与了江陵之战，明帝即位先后任大将军、大司马，俨然是诸曹、夏侯在军事上的代表人物，在诸葛亮出祁山后主导中的军事。而司马懿于明帝即位后不久迁骠骑将军，太和元年六月，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
此后，张郃、曹真、司马懿各自作为魏军在中央、荆州、关中的最高层领导，关系比较微妙，曹真为诸曹夏侯代表、司马懿为曹丕托孤重臣，通常张郃处于这两人的领导之下。明帝时代，曹真后督关中诸军，司马懿督荆豫诸军，分别应对蜀、吴方面的战事，这可以说是一种结构上的平衡。而这一平衡时期，张郃显然是魏军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一但关中、江汉的有军事行动，张郃部便要奉魏帝之命从一区赶往另一区。在来回奔移与大小作战中，已至黄昏之年的张郃军事上的成就越来越引人注目。
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首出祁山。
《三国志·诸葛亮传》“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
《三国志·曹真传》：“诸葛亮围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应亮。帝遣真督诸军军郿，遣张郃击亮将马谡，大破之。
《三国志·张郃传》：“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拒亮将马谡於街亭。”
由《亮传》与《曹真传》可以肯定的是此战为箕谷、祁山两线作战，作战的先后，《曹真传》：“帝遣真督诸军军郿，遣张郃击亮将马谡”，看似行文有势，然实际上较为含糊，既军郿又何以要击马谡？“遣真督诸军，遣张郃---”这样给人映象似乎对抗蜀军的主力是曹真，张郃所部也为曹真督下，《郃传》：“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这里却是张郃督诸军，二人职责似有所冲突（注5）。
而《诸葛亮传》的逻辑则交待得较为清楚，因为扬声取郿，赵云据箕谷，曹真举众拒之，所以才会有《真传》中的“军郿”。雍凉为曹魏所并有年，天水三郡何以骤然响应诸葛亮？也可由《亮传》知其真正原因：曹真的所率的魏军主力已在箕谷被赵云邓芝牵制住，蜀军主力声东击西的转击祁山，顿时无援的天水三郡为情势所迫才不得不叛变魏国（注6）。由此，可以说是曹真军事上的判断失策造成了关中空前的危机。
对于张郃的出战，《亮传》随后交待得更加清楚：“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关中的剧变，使得魏明帝不安之下移驾西镇长安，此前曹真的关中诸军已无法调动，面对诸葛亮从祁山方向而来的主力，魏明帝派出的领军将领，实际上是张郃。
“加郃位特进”，〈宋书·百官志〉：“特进，前汉世所置，前后二汉及魏、晋以为加官，从本官车服，无吏卒。晋惠帝元康中定位令在诸公下，骠骑将军上。”东晋制：“特进，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大将军，诸持节都督。右第二品。”综上来看，“特进”在曹魏也应是与“骠车卫”近级的高位，然而，这是临时的加官。张郃行伍起家，根据《三国志》本传的记载来看，此时为左将军、鄚侯，这在曹魏政权下已是外姓将领的极至了，毕竟张郃既非诸曹夏侯嫡系，又非诸帝身边近臣，即使此后再有功，也被当权者想办法把功劳转移给了亲信嫡系。所以终文帝一世与明帝初年，虽张郃数战有功，却未得升进。然而此时明帝的大将，曹真被牵制、司马懿在荆州，能用的就只剩张郃。而一但战败，明帝自身所在的长安便将暴露在蜀军面前，此时明帝也是抱着搏一把的心态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张郃身上，“特进”就是在这关键时刻对张郃的破例提升。
街亭之战，成为三国的经典战例之一，而马谡由此战成为后人的笑柄。《三国志·马谡》：“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后人多以此战笑马谡不知兵，然而却很少看到，马谡面对的，是知兵善变的张郃。
史称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这样的智商，断不是随便犯低级错误的人，街亭之事，《诸葛亮传》：“谡魏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诸葛亮自贬三等疏对于街亭之败的陈述为“不能训明章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何以为“举动失宜”，？《张郃传》“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在《王平传》有：“谡舍水上山，举错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马谡的“舍水上山，举错烦扰”正违了军法，所以诸葛亮便有“不能训明章法之言”。在优势情况下，统领大军对敌却不敢踞城硬战，试图上山踞险，举错烦扰，无不表明，一向“好论军计”的马谡“临事而惧”了，一惧之下，便失去理智，罔顾军法，这正应了刘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之言，马谡之失，不在于才智，而在于器量，令他所恐惧失常的，是张郃的威名。而此战中的张郃，的确是与他一直的威名相符，轻松的利用马谡的破绽将其全军击败。在不利情势下冷静应变，最终抓住对方破绽将之击破，使得己方的不利得以全面扭转，这看似平凡实际上却又是难为之事吧。此役之后，诸葛亮费尽心思所造成的大好形势顿时全部丧失，不得不退回汉中。诸葛亮出祁山最成功的一次，却以张郃的完胜而收场。而张郃随后又拔军讨平了叛魏应蜀的南安、安定、天水三郡。
街亭一战，实际上是张郃以孤军击败蜀军的主力，这样的结果令魏明帝也为之感动，《郃传》：“诏曰：‘贼亮以巴蜀之众，当虓虎之师。将军被坚执锐，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户，并前四千三百户。’”壮语之下，也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吧。
街亭之战后，张郃应是协助曹真统领关中诸军。当年冬，张郃督关中诸军至荆州伐吴（注7）。诸葛亮利用关中空虚之机复出攻陈仓，“帝驿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南北军士三万及分遣武卫、虎贲使卫郃。”作为外姓将领，能得到这样的待遇，这在曹魏建国以来绝对是未有之事。由此可以看到魏明帝对张郃的信重。而之后的事实，也验证了张郃熟知兵机：“因问郃‘迟将军到，亮得无已得陈仓乎！’郃知县军无谷，不能久攻，对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计亮粮不至十日。’"这就是传说中的料敌千里之外吧。尽管张郃已料到了陈仓之战的结果，为使明帝安心，他还是晨夜进军，“郃晨夜进至南郑，亮退。”
陈仓围解，张郃被招还京都，“拜征西车骑将军”。仅次于大司马曹真与大将军司马懿。这个名号应该是夹杂了种种含义的，“车骑”是由左将军的提升，这本是一直以来行伍出身的外姓将领在曹魏政权下从不曾达到的高度，而“征西”既是一个军号，又隐含了对张郃长期以来在西线诸战特别是街亭之战中立下功绩的感念。这几种复杂的感情夹杂在一起，便产生了“征西车骑”这样一个前所未有又威武无比的军号。在曾经共同奋战的同辈人逝去后这么多年，张郃才达到他的最高点。
木门道
黄初五年，诸葛亮复出祁山，大司马曹真病死，明帝使司马懿西屯长安（注8）。此时张郃以征西车骑将军受司马懿节制。品级本是相差不远，又皆是知机善多谋，张郃不可避免的与司马懿发生了摩擦，而且还不止一次。
最初的部署，《汉晋春秋》：“宣王使要（费）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余众悉出，西救祁山。”《晋书·帝纪第一》：“张郃欲分军往雍、郿为后镇，帝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军隃麋”（注9）。
这里的分岐，是司马懿欲以主力救祁山，而张郃建议多留兵后镇以防诸葛亮来袭。
其结果是《汉晋春秋》：“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得还。”
《晋书·帝纪第一》：“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
两种记载的结果大不相同，但也都提到的是，诸葛亮分兵袭了上邽。这正是张郃先前欲分兵防备的，而司马懿的恐前军不能当之虑则多余了。在这里，司马懿初次主持对蜀作战，所求的只是不丧师，而以张郃的丰富战斗经验，他的主张则是制敌之策，两者的处发点都是慎重，而明显在这样的战争中张郃更务实一点。
另外，从细节上来看《晋书》的这一段记载有许多疑点，司马即然在上邽留兵，不击败守军又何以芟麦，显然，《晋书》缺失的是守军被击败的相关记载，在《汉晋春秋》却便提到了诸葛亮破费曜等之事，从当时的双方主力奔袭的方位形势来看，应是事实。所谓的：“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也只是《晋书》的一面之辞，并不符合突袭作战的常理。而更现实的一点是：魏军刚奔救祁山，马上又赶返上邽，这样高强度的来回奔返，其疲劳可以想象，而作战力更是令人怀疑。诸葛亮“自逆宣王于上邽”，也是想在魏军疲惫的状态下占点便宜，更不可能“望尘而遁”。还是“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得还”更合理一点。这样的交手算下来，其结果是魏军既损守军又被割麦，还来回奔返，吃了不小的亏,另一方面要说的是，蜀军在这激烈攻防转换时间里，也不可能大规模收割上邽之麦。
诸葛亮退走，司马懿又追至卤城，此时张郃与他发生第二次分岐。“张郃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悬军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从，故寻亮。”事在《汉晋春秋》。
由此也可看出魏军先前奔返上邽之时，祁山附近尚在蜀军围攻之中，魏方之前的奔袭尽管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战果，但仍有一定的主动，另一方面，蜀军出兵以来，并未有重大损失，在祁山一线还保留着相当的实力，《晋书·帝纪第一》：“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
[img]张俊义在三国中是谁?
张郃 - 个人档案
字：俊乂(三国志) 隽乂(三国演义)
个人资料 性别 男
籍贯 [冀州]河间鄚县 [今河北任丘北]
官至 车骑将军 谥壮侯
相关人物 曹操 诸葛亮 司马懿 夏侯渊 袁绍 卑湛 韩馥
曾效力过的势力 魏 袁绍 韩馥
张郃 - 简明历史传记
张郃是三国时期魏国名将，曹操部下“五子良将”之一，先从韩馥，后投袁绍，在与公孙瓒的交战中多有功劳。官渡之战时，张郃受郭图陷害，率众投降于曹操，得以重用，随曹操平定北方，远征乌桓，平马超，灭张鲁，多有战功。后来，张郃随夏侯渊驻守汉中，在夏侯渊被杀后暂代主帅，维持败兵。魏明帝时期，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张郃奉命救援陇右，在街亭大败蜀将马谡，导致诸葛亮撤兵；诸葛亮第四次时，张郃随司马懿前往相拒。后诸葛亮粮尽退兵，张郃追至木门，与诸葛亮军交战，被飞矢射中右膝而亡。
[191年]，袁绍取冀州，韩馥战败，张郃率兵归附袁绍，任校尉，用来对抗公孙瓒。后来，公孙瓒被击败，张郃功劳很大，升为宁国中郎将。
[200年]，曹袁两军相持于官渡，袁绍派淳于琼率万余人护送军粮，屯于乌巢。曹操留将守营，亲自率兵偷袭乌巢。张郃认为曹操兵精，淳于琼必败，应迅速去救援，而袁绍的谋士郭图却建议进攻曹操的大本营。袁绍采纳了郭图的建议，张郃劝阻，袁绍不听，只派轻骑去救乌巢，而派重兵去进攻曹操的大本营，结果不能够攻下。很快，乌巢兵败，消息传来，袁军军心动摇。郭图闻讯后大为羞愧，为推卸责任，诬谗张郃不卖力作战，失败后还出言不逊。张郃心中害怕，与将军高览愤而投奔曹操。曹操闻张郃来降，十分高兴，将此事比作微子去殷、韩信归汉，于是拜张郃为偏将军，封都亭侯，授予他部队，随军作战。
[204年]，张郃随曹操攻克邺城，大败袁尚。次年，又随曹操在南皮消灭袁谭势力。
[207年]，曹操远征乌桓，张郃与张辽共为先锋。战后，张郃因功升为平狄将军。后来，张郃又参加了征讨管承，征讨陈兰、梅成等人的作战。
[211年]，马超、韩遂叛乱，张郃随曹操出征，在渭南大破关中军。继而，张郃率军围攻安定，击降杨秋
[214年]，马超在张鲁支持下，卷土重来。张郃跟随夏侯渊击败马超，并平定了宋建的叛乱
215年]，曹操亲率大军进攻汉中，从散关入，派张率五千步兵在前开道，一直到阳平。张鲁投降，曹操回军，留张郃与夏侯渊、徐晃等守汉中，以拒刘备。同年，张郃率兵南下进攻巴西郡，欲迁徙当地百姓到汉中。刘备派征虏将军张飞为巴西郡太守，抗击张郃。张郃军进至岩渠，被张飞击败，率残部退回南郑，改任荡寇将军。
[218年]，刘备进攻汉中，屯于阳平，夏侯渊、张郃、徐晃等率军迎击，张郃负责防守广石。刘备亲自率精兵万余人，分为十部，夜间猛攻张郃。张郃亲自率兵与蜀军进行搏斗，刘备不能攻克。次年，魏军主帅夏侯渊在定军山战死，曹军大败，张郃同败军一起退守阳平关东。司马郭淮和督军杜袭收敛散卒，推举张郃继夏侯渊为魏军主帅。张郃出任，指挥士兵，布置营寨，军心安定。刘备欲渡汉水来攻，见魏军在汉水以北列阵相迎，刘备于是放弃渡河，隔水相持。不久，曹操遣使令张郃假节。后来，曹操亲自进攻汉中，不能取胜，于是撤出汉中的部队，令张郃屯兵于陈仓。
[220年]，曹丕即位，任命张郃为左将军，进封都乡侯。不久，曹丕称帝，又进封张郃为鄚侯，随即命令张郃跟随曹真征讨安定的胡羌，之后与曹真一同进朝朝见。
[223年]，张郃同夏侯尚一起进攻江陵。张郃别督诸军渡江，攻取洲上屯坞。
[227年]，魏明帝曹睿即位，张郃奉命屯兵荆州，与司马懿进攻孙权部将刘阿等人，追至祁口交战，击败吴军。
[228年]，蜀相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魏明帝曹睿加张郃位特进，使督诸军，与蜀将马谡战于街亭。马谡依守南山，下不据城，被张郃截断水源，杀得大败。继而，张郃又平定了三郡的反叛。魏明帝曹睿下诏嘉奖张郃，增加食邑1000户，前后一共4300户。司马懿在荆州训练水军，欲从沔江顺流进入长江伐吴，魏明帝曹睿命令张郃率关中诸军去荆州接受调度。张郃到达荆州后，正值冬天水浅，大船无法通行，于是又回军屯驻方城。同年年底，诸葛亮第二次北伐，出散关围陈仓。魏明帝曹睿急招张郃进京，把三万士兵交给他指挥，并派遣武卫、虎贲等侍卫保护张郃。魏明帝还亲至河南城置相酒送，问张郃能不能来得及救援陈仓，张郃判断诸葛亮军没有粮草，一定不能持久，便回答等援军赶到时，诸葛亮已经退走。张郃率军连夜赶到南郑，诸葛亮果然退军，于是奉诏还于京都，被拜为征西车骑将军。
[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张郃随司马懿前往相拒。后诸葛亮粮尽退兵，张郃追至木门，与诸葛亮军交战，被飞矢射中右膝，死亡，被谥为壮侯，儿子张雄继嗣。由于张郃前后征战有功，魏明帝分张郃的食邑，封张郃的四个儿子为列侯，封他的幼子爵为关内侯。
张郃通晓应变之术，擅长布置营寨，预料战势、地形，一向准确，即使诸葛亮都对他有所顾忌。张郃虽为武将，却喜欢儒士，曾推荐同乡的卑湛，被皇帝下诏嘉奖，将张郃比作爱好儒学的东汉大将祭遵，并将卑湛提升为博士。
由汉至三国，军号泛滥，然则始终以大骠车卫、四征前后左右为最高。“征西”、“车骑”之制，可见《宋书·百官志》：“魏世车骑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其或散还从文官之例，则位次三司。”“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由“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可见这两个军号都高于“前后左右”将军，同时又位次三司，按汉魏惯例在大将军、骠骑将军之下。作为最高层次的军号，单处车骑、征西二者之一，已足见其重，在三国曹魏，却有一个“征西车骑将军”，遍观前后，担任此位的，只有一人，便是张郃张俊乂。
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注1）：“魏征西将军一人，二千石，第二品。--------张郃：太和元年由左将军迁，是年转车骑将军。”“魏车骑将军一人，第二品。-------张郃：太和元年由征西将军迁，使持节行都督督军，三年战殁。”由此看来，洪饴孙是将《三国志·张郃传》里的“征西车骑将军”解释为张郃先后但任“征西”、“车骑”两个军号，然则还缺乏具体可信的记载证明此说。“车骑将军”一说，《晋书》有“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即使以之为信，然而最关键张郃任“征西将军”一说在任何正史里不见其事，所以张郃分任两号之说也就存在较大疑问。
作为比较正统的史料，《三国志》对军号、官位之事备及其详，即然郃本传里有“征西车骑”一说，其可信应是相当高的，另外，查诸《华阳国志·刘后主志》更有：(八年)秋，魏大将军司马宣王由西城，征西车骑将军张郃由子午，大司马曹真由斜谷，三道将攻汉中。”这里明确提到的张郃，也是以“征西车骑将军”出现的，说明这个军号已被常璩所认同，由此更进一步说明了《三国志》里这个军号的可信度。
另外，张郃在街亭之战的巨大作用，使得他一时间在曹魏军队中据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在特殊情况下产生这样的特殊军号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具体情况将在街亭之战的分析里提到。
前事
张郃为曹操“张乐于张徐”五员大将之一，五子各有所长，而郃尤以巧变著称。张郃起自袁绍属下历任校尉、宁国中郎将，于官渡之战降于曹操。
官渡火烧乌巢的瞬间，《三国志·张郃传》对袁绍方的谋划有详细记载：“绍遣将淳于琼等督运屯乌巢，太祖自将急击之。郃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曰：‘郃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官渡之战的过程不用多说，由以上记载便可知张郃深知兵机，乌巢之事的带来的变化已在其所料之中。然而，这次争论，却为张郃降曹埋下伏笔。
《张郃传》：“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郃惧，乃归太祖。”以袁绍军破而后张郃降，然则传后的裴松之注依《武帝纪》与《袁绍传》对此说存疑。《武帝纪》：“（袁绍）乃使张郃、高览攻曹洪。郃等闻琼破，遂来降。绍众大溃。”《袁绍传》：“太祖还，未至营，绍将高览、张郃等率其众降。绍众大溃。”这两说都是张郃降而后袁绍军溃。
关于张郃降曹的原因，本传记为郭图进谗言：“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惧，乃归太祖。”《三国志》所记，应有此事，不过《郃传》袁绍军先破而后张郃降这一说法就有很大疑点。《郃传》、《武帝纪》与《袁绍传》同出于《三国志》，在此事上就写作立场而言，后二者较为可信，而《郃传》将此顺序小有改变，所要掩示的，也正是《武帝纪》与《袁绍传》没有掩饰的------张郃降而后袁军溃，更进一步可以理解为张郃的投降是袁军崩溃的重要原因。
乌巢被烧，袁绍败局虽成，然而也应该是余粮尽军心散之后的事，事实上却是在乌巢被烧瞬间，这样庞大的军队顿时土崩瓦解。不难发现，张郃在此时起了几乎是关键的作用。曹操火烧乌巢之时，“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太祖营，不能下”《郃传》。这里所领“重兵”的无疑是张郃、高览，二人的突然投降，使得袁绍的这支“重兵”或降或逃，一下子烟消云散，受乌巢之火与重兵覆没的双重打击，袁军才马上军心散乱以至崩溃。否则若是袁绍粮尽前全军死战，曹操方即使胜利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伤亡。所以由此可见张郃在这里作用的明显。
另外要说的是张郃对投降时机的拿捏也是相当到位，不负“巧变”之名。《袁绍传》：“太祖还，未至营，绍将高览、张郃等率其众降。”张郃的投降，是在曹操烧乌巢后回营这一瞬间，此时曹军根本就未对袁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乌巢之火的影响也没有明显化，而以军力来看，张郃、高览所领的“重兵”未必处于劣势，这样情况下的投降，应该称得上是非常之举，而这也正是张郃拿捏准军机变化的表现。事实证明，这成为左右后来战局的关键，对曹操而言而是得到了相当大的一笔筹码。所以对于张郃来归，曹操惊喜之余，有“微子去殷、韩信归汉”之喻，以之为“偏将军、都亭侯”，可以说是相当厚待。
曹操之下，星光灿烂，而张郃再次表现出巨大作用，是在汉中之役。“刘备屯阳平，郃屯广石。备以精卒万余 ，分为十部，夜急攻郃 。郃率亲兵搏战，备不能克。”陈寿后评称张郃用兵以巧变称，而此战则显示出他的严整坚重。刘备起自河北，又曾北从袁绍，对张郃向来应有所知，阳平广石之役可能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魏略》“渊虽为都督，刘备惮郃而易渊。及杀渊，备曰：“当得其魁，用此何为邪！”意以未得张郃而不满。 夏侯渊“虎步关右，所向无前”，又素号知兵，却为刘备所轻，张郃在关右汉中诸战皆为渊部下，反倒为刘备所重惮，从刘玄德顾诸葛亮于乡野、识马谡于病中的阅人之道来看，也略见张郃的不简单。
夏侯渊败死（注2），“当是时，新失元帅，恐为备所乘，三军皆失色。渊司马郭淮乃令众曰：‘张将军，国家名将，刘备所惮；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也。’遂推郃为军主 。郃出，勒兵安阵，诸将皆受郃节度，众心乃定。”遂不致为刘备所乘，亦可见张郃在军中的威望。
江陵
魏文帝继位，以张郃为左将军，“诏郃与真讨安定卢水胡及东羌，召郃与并朝许宫，遣南与夏侯尚击江陵”《郃传》。魏初，诸曹夏侯从战统军是定俗，而真正在前线奋战的，却是张郃这样的外姓将领。
江陵之战，《郃传》只记为：“郃别督诸军渡江、取洲上屯坞。”
《吴主传》：“（黄武元年）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二年春正月，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
由以上二传可见，带兵分据中州的便是张郃。《朱然传》：“魏遣曹真、夏侯尚、张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为其势援，连屯围城。权遣将军孙盛督万人备州上，立围坞，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时欲退，郃据州上围守，然中外断绝。权遣潘璋、杨粲等解而围不解。”这一段更是详写其过程。
这个江中洲具有相当重要军事意义，对曹魏而言，可以阻断对江吴军的救援，对东吴而言，以之为基地可以随时进击江陵城下，换句话说，占据了江中洲，便把握了整个战局的主动，事实上，正是由于后来魏军占领了江中洲，使得东吴多支援军长期束手无策。
对于江中洲的地位，东吴方事先也有相当的认识，故以“万人备州上，立围坞”。而张郃渡江击孙盛，从前后相关记载来看，实乃江陵之役中最大的硬仗。《潘璋传》：“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绝。”单由浮桥延至陆上一点登陆，不可能抢滩成功，而必须以水军配合，或是协助排除守军对浮桥的干扰，或是从背后牵制吸引洲上的守军的兵力。水陆两方的配合本来就具有相当的难度，而由浮桥登陆，更是将己方一线暴露在敌方的一面中，因而最具艰险。
《夏侯尚传》：“黄初三年，车驾幸宛，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权将诸葛瑾与尚军对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军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将步骑万馀人，於下流潜渡，攻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先下流潜渡牵制水军，再由陆路登上江中渚，便达到“水陆夹攻，破之”的效果。这与上段分析的过程接近一致，只不过这里没有说明陆路方面用的是“浮桥”，难道是很偶然的巧合么？
《三国志·诸葛瑾传》后注引《吴录》：“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又分据中州，瑾以大兵为之救援。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划，无应卒倚伏之术，兵久不解，权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今攻浮桥，真等退走，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
既然诸葛瑾身位大将之重，又：“性弘缓，推道理、任计划”那么很难将自己处于险地，贸然渡入江中渚，而“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表明他至少不曾遭遇大败，那么《夏侯尚传》所言便不一定是事实。同时，在魏书诸传有关击败诸葛瑾一事的记载，只见于《夏侯尚传》，其它诸传皆未提到。
由此，便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夏侯尚传》中“入据江中渚”的，不是诸葛瑾而是吴将军孙盛。那么这样才与《三国志》中魏书、吴书诸传及《吴录》所载相吻合。再仔细看《尚传》中这段，“尚夜多持油船”这里的“尚”官方记功语气很重，然而也意多隐晦，可指“夏侯尚部”，也可指“夏侯尚军”，但夏侯尚作为诸军统帅，亲自渡江涉入险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张郃此时正是夏侯尚所督之部。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此战水陆两线，吴方从正面带来最大的压力当是孙盛屯坞里的万余人，而率主力渡江激战的，最终将孙盛部击破占领江中渚的，乃是张郃。《尚传》内容，当为陈寿得自魏国官方资料，故为最详，而此事《郃传》仅两句。这大概是曹丕欲将之战之功归于夏侯尚（注3），而授意在记录上做的手脚。
街亭
魏明帝继位前后，曹操以来的元老宿将已经星散将尽，所余着惟曹真、张郃、徐晃等人，另一方面，司马懿起自曹丕左右，于文帝时代在魏国迅速崛起（注4）。魏国的军事重心大致可归于江汉与关中两区，张郃前在关中随夏侯渊平定诸羌胡及枹罕宋建，渊死代之统领汉中诸军，文帝时“郃与真讨安定卢水胡及东羌”；后又在江陵之战督诸军奋战，“明帝即位，遣南屯荆州，与司马宣王击孙权别将刘阿等，追至祁口，交战，破之。”江汉与关中诸军都曾受张郃统领，作为曹操以来军事上仅存的元老，加上长期以来的良好战绩，张郃在魏军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曹真于文帝时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后参与了江陵之战，明帝即位先后任大将军、大司马，俨然是诸曹、夏侯在军事上的代表人物，在诸葛亮出祁山后主导中的军事。而司马懿于明帝即位后不久迁骠骑将军，太和元年六月，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
此后，张郃、曹真、司马懿各自作为魏军在中央、荆州、关中的最高层领导，关系比较微妙，曹真为诸曹夏侯代表、司马懿为曹丕托孤重臣，通常张郃处于这两人的领导之下。明帝时代，曹真后督关中诸军，司马懿督荆豫诸军，分别应对蜀、吴方面的战事，这可以说是一种结构上的平衡。而这一平衡时期，张郃显然是魏军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一但关中、江汉的有军事行动，张郃部便要奉魏帝之命从一区赶往另一区。在来回奔移与大小作战中，已至黄昏之年的张郃军事上的成就越来越引人注目。
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首出祁山。
《三国志·诸葛亮传》“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
《三国志·曹真传》：“诸葛亮围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应亮。帝遣真督诸军军郿，遣张郃击亮将马谡，大破之。
《三国志·张郃传》：“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拒亮将马谡於街亭。”
由《亮传》与《曹真传》可以肯定的是此战为箕谷、祁山两线作战，作战的先后，《曹真传》：“帝遣真督诸军军郿，遣张郃击亮将马谡”，看似行文有势，然实际上较为含糊，既军郿又何以要击马谡？“遣真督诸军，遣张郃---”这样给人映象似乎对抗蜀军的主力是曹真，张郃所部也为曹真督下，《郃传》：“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这里却是张郃督诸军，二人职责似有所冲突（注5）。
而《诸葛亮传》的逻辑则交待得较为清楚，因为扬声取郿，赵云据箕谷，曹真举众拒之，所以才会有《真传》中的“军郿”。雍凉为曹魏所并有年，天水三郡何以骤然响应诸葛亮？也可由《亮传》知其真正原因：曹真的所率的魏军主力已在箕谷被赵云邓芝牵制住，蜀军主力声东击西的转击祁山，顿时无援的天水三郡为情势所迫才不得不叛变魏国（注6）。由此，可以说是曹真军事上的判断失策造成了关中空前的危机。
对于张郃的出战，《亮传》随后交待得更加清楚：“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关中的剧变，使得魏明帝不安之下移驾西镇长安，此前曹真的关中诸军已无法调动，面对诸葛亮从祁山方向而来的主力，魏明帝派出的领军将领，实际上是张郃。
“加郃位特进”，〈宋书·百官志〉：“特进，前汉世所置，前后二汉及魏、晋以为加官，从本官车服，无吏卒。晋惠帝元康中定位令在诸公下，骠骑将军上。”东晋制：“特进，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大将军，诸持节都督。右第二品。”综上来看，“特进”在曹魏也应是与“骠车卫”近级的高位，然而，这是临时的加官。张郃行伍起家，根据《三国志》本传的记载来看，此时为左将军、鄚侯，这在曹魏政权下已是外姓将领的极至了，毕竟张郃既非诸曹夏侯嫡系，又非诸帝身边近臣，即使此后再有功，也被当权者想办法把功劳转移给了亲信嫡系。所以终文帝一世与明帝初年，虽张郃数战有功，却未得升进。然而此时明帝的大将，曹真被牵制、司马懿在荆州，能用的就只剩张郃。而一但战败，明帝自身所在的长安便将暴露在蜀军面前，此时明帝也是抱着搏一把的心态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张郃身上，“特进”就是在这关键时刻对张郃的破例提升。
街亭之战，成为三国的经典战例之一，而马谡由此战成为后人的笑柄。《三国志·马谡》：“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后人多以此战笑马谡不知兵，然而却很少看到，马谡面对的，是知兵善变的张郃。
史称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这样的智商，断不是随便犯低级错误的人，街亭之事，《诸葛亮传》：“谡魏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诸葛亮自贬三等疏对于街亭之败的陈述为“不能训明章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何以为“举动失宜”，？《张郃传》“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在《王平传》有：“谡舍水上山，举错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马谡的“舍水上山，举错烦扰”正违了军法，所以诸葛亮便有“不能训明章法之言”。在优势情况下，统领大军对敌却不敢踞城硬战，试图上山踞险，举错烦扰，无不表明，一向“好论军计”的马谡“临事而惧”了，一惧之下，便失去理智，罔顾军法，这正应了刘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之言，马谡之失，不在于才智，而在于器量，令他所恐惧失常的，是张郃的威名。而此战中的张郃，的确是与他一直的威名相符，轻松的利用马谡的破绽将其全军击败。在不利情势下冷静应变，最终抓住对方破绽将之击破，使得己方的不利得以全面扭转，这看似平凡实际上却又是难为之事吧。此役之后，诸葛亮费尽心思所造成的大好形势顿时全部丧失，不得不退回汉中。诸葛亮出祁山最成功的一次，却以张郃的完胜而收场。而张郃随后又拔军讨平了叛魏应蜀的南安、安定、天水三郡。
街亭一战，实际上是张郃以孤军击败蜀军的主力，这样的结果令魏明帝也为之感动，《郃传》：“诏曰：‘贼亮以巴蜀之众，当虓虎之师。将军被坚执锐，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户，并前四千三百户。’”壮语之下，也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吧。
街亭之战后，张郃应是协助曹真统领关中诸军。当年冬，张郃督关中诸军至荆州伐吴（注7）。诸葛亮利用关中空虚之机复出攻陈仓，“帝驿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南北军士三万及分遣武卫、虎贲使卫郃。”作为外姓将领，能得到这样的待遇，这在曹魏建国以来绝对是未有之事。由此可以看到魏明帝对张郃的信重。而之后的事实，也验证了张郃熟知兵机：“因问郃‘迟将军到，亮得无已得陈仓乎！’郃知县军无谷，不能久攻，对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计亮粮不至十日。’"这就是传说中的料敌千里之外吧。尽管张郃已料到了陈仓之战的结果，为使明帝安心，他还是晨夜进军，“郃晨夜进至南郑，亮退。”
陈仓围解，张郃被招还京都，“拜征西车骑将军”。仅次于大司马曹真与大将军司马懿。这个名号应该是夹杂了种种含义的，“车骑”是由左将军的提升，这本是一直以来行伍出身的外姓将领在曹魏政权下从不曾达到的高度，而“征西”既是一个军号，又隐含了对张郃长期以来在西线诸战特别是街亭之战中立下功绩的感念。这几种复杂的感情夹杂在一起，便产生了“征西车骑”这样一个前所未有又威武无比的军号。在曾经共同奋战的同辈人逝去后这么多年，张郃才达到他的最高点。
木门道
黄初五年，诸葛亮复出祁山，大司马曹真病死，明帝使司马懿西屯长安（注8）。此时张郃以征西车骑将军受司马懿节制。品级本是相差不远，又皆是知机善多谋，张郃不可避免的与司马懿发生了摩擦，而且还不止一次。
最初的部署，《汉晋春秋》：“宣王使要（费）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余众悉出，西救祁山。”《晋书·帝纪第一》：“张郃欲分军往雍、郿为后镇，帝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军隃麋”（注9）。
这里的分岐，是司马懿欲以主力救祁山，而张郃建议多留兵后镇以防诸葛亮来袭。
其结果是《汉晋春秋》：“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得还。”
《晋书·帝纪第一》：“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
两种记载的结果大不相同，但也都提到的是，诸葛亮分兵袭了上邽。这正是张郃先前欲分兵防备的，而司马懿的恐前军不能当之虑则多余了。在这里，司马懿初次主持对蜀作战，所求的只是不丧师，而以张郃的丰富战斗经验，他的主张则是制敌之策，两者的处发点都是慎重，而明显在这样的战争中张郃更务实一点。
另外，从细节上来看《晋书》的这一段记载有许多疑点，司马即然在上邽留兵，不击败守军又何以芟麦，显然，《晋书》缺失的是守军被击败的相关记载，在《汉晋春秋》却便提到了诸葛亮破费曜等之事，从当时的双方主力奔袭的方位形势来看，应是事实。所谓的：“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也只是《晋书》的一面之辞，并不符合突袭作战的常理。而更现实的一点是：魏军刚奔救祁山，马上又赶返上邽，这样高强度的来回奔返，其疲劳可以想象，而作战力更是令人怀疑。诸葛亮“自逆宣王于上邽”，也是想在魏军疲惫的状态下占点便宜，更不可能“望尘而遁”。还是“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得还”更合理一点。这样的交手算下来，其结果是魏军既损守军又被割麦，还来回奔返，吃了不小的亏,另一方面要说的是，蜀军在这激烈攻防转换时间里，也不可能大规模收割上邽之麦。
诸葛亮退走，司马懿又追至卤城，此时张郃与他发生第二次分岐。“张郃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悬军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从，故寻亮。”事在《汉晋春秋》。
由此也可看出魏军先前奔返上邽之时，祁山附近尚在蜀军围攻之中，魏方之前的奔袭尽管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战果，但仍有一定的主动，另一方面，蜀军出兵以来，并未有重大损失，在祁山一线还保留着相当的实力，《晋书·帝纪第一》：“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
古代的人吃油吗？
食用油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仅提供人体所需要的脂肪，使食物美味可口，而且具有多种用途，使人离不开它。本文拟从其历史沿革、在饮食上的应用以及其他用途三方面来探讨和阐述我国古代食用油的概况。
一、我国古代食用油的历史沿革
我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知道油并食用了。相传我们的先祖黄帝得到一本名为《河图》的书，他不分昼夜地阅读，为解决晚上照明问题，便令部下一个叫力牧的人采集树木果实来制造油，用丝绵做油芯，晚上点燃了来读书。但这只是传说而已，其实植物油的产生是较后的事情，人们最先知道并食用的是动物油。人类在懂得用火之后，在烧烤和使用器具烹饪肉类的过程中，产生脂肪析出的现象，经过长期实践，慢慢懂得了如何取得油及油的用途。
根据文献记载，我国在汉代以前人们食用的油均为动物油，称为“脂、膏”。脂膏二字均从肉会意，说明它们是从动物类肉中产生出来的。《说文》脂字云：“戴角者脂，无角者膏。”就是说，动物有角如牛羊之类，其油叫脂；无角如猪狗之类，其油叫膏。《周礼·冬官·梓人》：“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裸者、羽者、鳞者。”汉郑玄注：“脂、牛羊属，膏、豚属。”这是用脂、膏来代指这两类动物。或从其形态来区别两者，凝固的称脂，液状的称膏。因此，古书中一般把未经煎炼的称为脂，经过煎炼的称为膏，由于煎炼过的动物油冷却后多呈糊状，故后来膏也兼指糊状物质。《礼记·内则》：“脂用葱，膏用薤。”郑注：“脂，肥凝者，释者曰膏。”脂由于所处动物体内部位的不同而有各种专称。《通俗文》：“脂在腰曰肪，在胃曰。”又云：“骨中脂曰髓。”《说文》：“膫、牛肠脂。”《礼记·内则》：“肝。”郑注：“，肠间脂。”脂膏有时也可以互相通用。《左传·成公十年》载晋景公有疾，秦良医缓诊断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即病入膏肓，无药可治。此膏即指心下脂。
夏商以前，由于文献记载语焉不详，其食用油的具体情况尚不甚清楚，然《楚辞·天间》：“冯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即夏羿射杀一头大野猪，用其肉膏来祭祀天帝，但为何天帝不保佑他呢？用野猪油来祭神，而神是人们想象和造出来的，神的饮食习惯也就是人的饮食习惯。由此可以推测，人们最先食用的可能是狩猎的野兽油，畜牧业发生以后，人们也就自然食用家畜的油。据说，商朝末期暴君纣王作“炮烙之刑”，就是把脂膏涂在铜柱上，让“梦缘者”滑跌坠落到燃烧的炭火中以取乐。
周代，文献中有不少烹饪用膏的记载。《礼记·内则》记述“八珍”中“炮豚”的做法，其中有一道操作工序是“煎诸膏，膏必灭之，”即放进膏油中炸，膏油要完全浸没所炸之豚。《周礼·天官·应人》：“凡用禽兽，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犊麤，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膻”。（行：食用。羔：小羊。豚：乳猪。膏香：牛膏。膳：烹调。腒：干雉。鱐：干鱼。膏臊：狗膏。犊：小牛。麤：幼鹿。膏腥：猪膏。鱻：活鱼。羽：雁。膏膻：羊油。）这段话意思说食用肉类，春天吃羔羊乳猪，要用牛油烹调；夏天吃鸡干鱼干，用狗油烹调；秋天吃小牛幼鹿，用猪油烹调；冬天吃鲜鱼大雁，用羊油烹调。可见这时候人们己经对各种动物油的性质有所认识，因而强调某个季节、某种肉类要用哪一种动物油来烹饪效果才最好。大概这时期人们食用的动物油主要来源于饲养的家畜，如猪牛羊鸡犬之类，以及捕获的野兽和鱼、鸟等。“八珍”中的肝，用狼胸腔内的脂肪，狼非家畜，乃为猎物。
脂膏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用量是较大的，汉代已有专门从事脂油买卖的商人。《史记·货殖列传》云：“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雍伯能以贩脂致富，其经营规模应当不小。
油字本为水名的专称，《说文》：“油水，出武陵孱陵西，东南入江。”此水大致在今湖北宜昌地区境内。由于油字又含有流动、光润的意义，在植物油出现之后，遂被作为脂油的意义使用，而逐渐失去其本义，随着植物油的广泛应用，油字才渐渐地作为动、植物油以及其他油类的通称。
植物油的获取约始于东汉。刘熙《释名·释饮食》：“柰油，捣柰实和以涂缯上，燥而发之．形似油也。杏油亦如之”（柰，今云苹果，王先谦认为柰实不闻可为油，奈乃枣字之误。见《释名疏证补》）。《齐民要术》卷四“枣油法”引郑玄曰：“枣油，捣枣实，和以涂缯上，燥而形似油也，乃成之。”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植物果实中含油，但其提取的方法及成品还是较简单和原始的。崔寔《四民月令》谓五月“以竿挂油衣，勿襞藏”（折叠）。油衣即涂油以防雨水的外衣，可能用的是植物油。汉代，芝麻（当时称胡麻）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由于其含油量丰富，遂逐渐被广大人民所喜爱和食用。《四民月令》中多次提到种植、买卖胡麻，可见当时人们对胡麻的重视，也反映出当时胡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植物油初始时大概多用于点灯照明或作为战争中的燃烧物使用，传说中的力牧造油也反映了这种情况。芝麻油可能是植物油中最先大量出现并用来食用的。三国时期，人们已大量使用芝麻油了。《三国志·魏志·满宠传》载，东吴孙权攻魏合肥新城，魏将满宠“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王隐《晋书》云晋“元康五年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检校，是工匠盗库中物，恐罪，乃投烛著麻膏中，火燃”。又载“齐王（司马）冏起义，孙秀多敛苇炬，益储麻油于殿省，为纵火具”。张华《博物志》载晋武帝“泰始中，武库火，积油所致”。这些记载中的麻油可能指芝麻油，均作燃烧品使用，其数量不在少数。王隐《晋书》上言麻膏，下言麻油，膏油互用。由此也可窥见油字渐渐代替脂膏作为通称的痕迹。
植物油的食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能就比较普遍了。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当时已把芝麻油、荏子油和麻子油用于饮食烹调上，其书卷三“荏蓼第三十六”云：“荏子秋末成…… 收子压取油，可以煮饼。茬油色绿可爱，其气香美，煮饼亚胡麻油而胜麻子脂膏，麻子脂膏并有腥气”。书中叙述的诸种烹调方法、菜谱及用料中，有不少运用麻油、荏油以及猪、羊、牛等动物油的记载。当时食用的植物油中，以芝麻油最好。植物油中还有红蓝花子油，“既任车脂，亦堪为烛”（《齐民要术》卷五“种红蓝花桅子第五十二”）。这些动植物油除了烹调食物之外，还用于造烛、油布、发膏、面脂等等。植物油中的芸薹子油（今菜子油）可能也食用了。南朝梁元帝萧绎《别诗二首》有“三月桃花含面脂，五月新油好煎泽”之句，五月新油当为五月前后收获并新压榨出来的植物油。《齐民要术》卷三“种芥子及蜀芥、芸薹取子者，皆二、三月好雨泽时种，旱则畦种水浇，五月熟而收子，崔寔曰：六月大暑中伏后可收芥子。”芸薹子为五月收获，其油当即萧绎诗中的五月新油。
宋代，植物油的食用更加普遍，种类也有所增加。沈括《梦溪笔谈》云：“今之北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庄季裕《鸡肋编》谓：“油通四方，可食与然（燃）者，惟胡麻为上，俗呼脂麻，言其性有八拗，谓雨暘时薄收，大旱方大熟，开花向下，结子向上，炒焦压榨才能生油，膏车则滑，钻针乃涩也。而河东食大麻油，气臭，与荏子皆堪作雨衣。陕西又食杏仁、红蓝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灯，但粥，以熏目以致失明，今不闻为患。山东亦以苍耳子作油，此当治风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为灯，但烟浓污物，画像之类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涤之乃可去，色青而味甘，误食之，令人吐痢，饮酒或茶皆能荡涤，盖南方酒中多灰尔，尝有妇人误以膏发，粘结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髡去之。又有旁毗子油，其根即乌药，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烟尤臭，故城市罕用。乌柏子油如脂，可灌烛，广南皆用，处、务州亦有。”文中所列举的植物油就有十一种，用于饮食者也有五六种之多。据史书记载，宋代岁赋之物有四类，其中一类为物产之品共六种：“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又，卷178《食货志》下·八云“在京及畿肉油、炭、面、布、絮税并力胜钱并权免”。上引两条材料可见宋代油产数量相当可观，既充岁赋之物，又需上税。
明代，植物油的种类更多，系统的造油方法也见诸记载，对各种植物油的性质、食量、不同的功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天工开物》中“膏液·油品”: “凡油供馔食用者，胡麻（一名脂麻）、莱菔子、黄豆、菘菜子（一名白菜）为上，苏麻（形似紫苏，粒大于胡麻）、芸薹子次之（江南名菜子）、子（其树高丈余，子如金樱子，去肉取仁）次之，苋菜子次之，大麻仁（粒如胡荽子，剥取其皮，为律索用者）为下。燃灯则柏仁内水油为上，芸薹次之，亚麻子（陕西所种俗名壁虱脂麻，气恶不堪食）次之，棉花子次之，胡麻子次之（燃灯最易竭），桐油与柏混油为下（桐油毒气熏人，柏油连皮膜则冻结不清）。造烛则柏皮油为上，蓖麻子次之，柏混油每斤入白蜡冻结次之，白蜡冻结清油又次之，樟树子油又次之（其光不减，但有避香气者），冬青子油又次之（韶郡专用，嫌其油少，故列次）。北土广用牛油，则为下矣”。文中还详细记述了各种植物种子的出油率和造油法，其中有榨法又两镬煮取法即水代法、磨法、舂法等，基本具备了现代食用植物油的种类及造油法。
清代，花生油也作为食用油出现在我国人们的饮食及日常生活中，清檀萃《 滇海虞衡志》卷十谓：“落花生为南果中第一…… 宋元间与棉花、番瓜、红薯之类，粤估从海上诸国得其种归，种之…… 寻常杯灼，必资花生，故朝市至夜市，烂然星陈。若乃海滨滋生，以榨油为上，故自闽及粤，无不食花生油，且膏之为灯，供夜作，今已遍于海滨诸省，利至大。”谢国祯先生认为，此落花生乃指小花生，大花生当在明末清初才繁殖起来（《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清朝中后期，据清朝《续文献通考》中“实业考·油业”记载，其时食用的植物油主要有：大豆类（包括黄豆、青豆、黑豆、褐豆、斑豆）、棉子、花生、芸薹、脂麻、亚麻、山茶、紫苏（即荏）、蓖麻、油桐、大茴香、胡桃等多种。
在我国历史上，自从植物油出现并应用于饮食和其他方面之后，并没有完全排斥动物油，两者并行不悖。但由于植物油种类多、产量大、用途广，因而其食用的比例越来越大，至今依然。
二、古代饮食生活中的用油
我国古代文献中所见的动物油都是可以食用的，植物油除少数品种由于含有毒素等诸原因不宜用于饮食之外，大多数也是可以食用的。食用油最主要的用途是用于食物的烹饪上。
前面已经论及，汉代以前不论食用均是动物没即脂膏。《礼记·内则》记载子侍父母、妇侍舅姑（公婆）的饮食其中一项便是“脂膏以膏之”。郑注：“谓用调和饮食也。”东汉张衡《 东京赋》：“升献六禽，时膳四膏”，都是指用脂膏烹调食物。
先秦食谱“八珍”是淳熬、淳母、炮豚、炮羊、捣珍、渍、熬、肝。淳熬是“煎醢加于陆稻上，沃之以膏”。淳母是“煎酿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即炸肉酱盖在煮熟的米饭或黍饭之上，再浇上煎好的熟膏油。炮豚、炮羊的做法是先将乳猪、羔羊裹上草拌泥置火上烧，再放进完全浸没的油中炸，捞出来后再置鼎中炖三天三夜，然后蘸上调好的酱醋来吃。肝是用狗（肠脂）包裹狗肝，置火上炙，再用米粉调成糊，与狼胸腔内的脂膏作为配料一起烹调（均见《礼记·内则》）。这五味是使用脂膏配上其他佐料以不同的烹调方式来制作的。
《齐民要术》中有不少烹调食物方法的记载，内中不少菜谱是运用油以煎、炒、蒸炸等方式加工而成。其《卷六·养鸡第五十九》云：“炒鸡子法，打破，著铜挡中搅，令黄白相杂，细擗葱白，下盐米、浑豉、麻油，炒之，甚香美。”这是油炒葱花鸡蛋。《卷八·蒸第七十七》记载各种蒸煲菜谱，如蒸熊、蒸豚、胡炮肉、裹蒸生鱼等，均详细记录了每味菜的用料、用油及具体操作方法和程序。蒸豚法：“好肥豚（乳猪）一头，洗净垢，煮令半熟，以豉汁渍之，生秫米一升，勿令近水，浓豆汁渍米，令黄色，炊作，复以豉汁洒之，细切姜桔皮各一升，葱白（三寸）四升，桔叶一升，合煮甑中，密覆，蒸两三炊久，复以猪膏三升合豉汁一升洒，便熟也。蒸熊、羊如豚法，稻亦如此”。蜜纯煎鱼，是先炊后以油炸：“用卿鱼，沿腹中，不鳞，苦酒蜜中半和盐渍鱼，一炊久出，膏油熬之，令赤浑，奠焉”。卷九“炙猪法”是先把猪置火上旋转烧烤，用清酒涂抹以发其色，然后用极白净之新鲜猪油（或用纯净麻油）涂抹使炙出的猪“色如琉拍，又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含浆膏润，特异凡常”。这味烧猪做法，今南方仍有，可谓皮酥肉嫩，色味俱佳。“鸡鸭子饼”做法：“破写（泻）瓯中，少与盐，锅挡中膏油煎之，令成团，饼厚二分，全奠一”。这种做法今谓之煎荷包蛋。“素食”中所说的以油烹调蔬菜的花色品种更是五花八门，美不胜收，有汤类的葱韭汤，有油蒸油豉，油煎紫菜，还有薤后蒸、苏托、煲瓜瓤、煲菌、煲茄子等，而做汤菹法中所描述的作落、芫菁就犹如今天人们常说的麻油凉拌菜了。
以上仅是《 齐民要术》一书记载的饮食菜谱中用油举例，古代许多食经、食谱、菜谱中更有大量的记述，此从略。
油除用作烹饪肉食蔬菜之外，还可以作诸色油炸食品、糕饼、点心。馓子就是我国古老的传统油炸食品之一。馓子古代又名粔籹、寒具、膏环等等，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出现了，《楚辞·招魂》：“粔籹蜜饵，用餦些”。意思是以蜜和以米面，用油熬煎作成。《齐民要术·膏环》：“用秫稻米屑，水蜜溲之，强浑如汤饼面，手搦围，可长八寸许，屈令两头相就，膏油煮之。”唐刘禹锡《寒具》诗云：“纤手搓成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轻重，压褊夫人缠臂金。”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寒具的做法、颜色和形状。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五：“寒具即今之馓子也。以糯粉和面，入少盐，牵索扭捻成环钏之形，油煎食之。” 馓子，虽然在古代的不同时期，其原料、形状稍有不同，但其性质是一样的。油条，亦为传统油炸食品之一，其俗名油炸鬼。据说鬼乃桧之音变，桧指宋朝大奸臣秦桧，他陷害抗金名将岳飞，人们为了表达痛恨他的心情，捏了两个面人，象征秦桧与其妻王氏，把面人粘合在一起放到油锅中炸，取名油炸桧（鬼）。最迟自宋代以来，油条就成为我国南北皆然的油炸食品。制作糕饼、点心，大都离不开脂油。《释名·释饮食》“髓饼”王先谦疏证补：“《御览》引《杂五行书》云：《食经》有髓饼法，以髓脂合和面。”《齐民要术》卷七饼法：“髓饼法：以髓脂、蜜合和面，厚四五分，广六七寸，便著胡饼炉中令熟，勿令反复，饼肥美，可经久。”这犹如猪油饼或南方的“鸡仔饼”一类食品。《齐民要术》中还有油炸的截饼、餢、粉饼等等。元周同斋《武林旧事》中有猪胰胡饼、油酥饼。宋吴氏《中馈录》做酥饼需“油酥四两，蜜一两，白面一斤，搜成剂入印作饼，上炉，或用猪油亦可，蜜用二两尤好”。其他点心还有“油铁儿”、“酥儿印”、“糖薄脆”等等。《齐民要术》卷九引述《食次》记载的“白茧糖”、“黄茧糖”就与如今的油炸点心“中果”（北京称江米条）十分相似。
三、食用油的其他一些用途
食用油由于其为脂肪物质，具有易燃、隔水、润滑等功能，因此，在古代除主要应用于饮食上之外，在日常生活中还广泛应用。下面列举一些主要用途。
1．燃烧，用于点灯照明，制造蜡烛。《史记·秦始皇本纪》 说郦山陵冢中“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汉书·陈汤传》云汉成帝时营建昌陵，“卒徒工庸以巨万数，至燃脂火夜作”，即夜间施工燃烧脂油为炬作照明。东汉桓谭《桓子新论·祛蔽》中以油灯燃烧的火焰来比喻人的性命，“灯烛尽则益其脂易其烛…… 犹火之随脂烛多少长短为迟速矣”。人若想健康长寿就要像点油灯一样，时时注意添油换灶，爱护备至。《齐民要术》中以油作烛者，如胡麻油“足供美烛之费”（卷二·种麻子第九）。荏子油“又可以为烛”（卷三·在寥·第二十六）。红蓝花子油“亦堪为烛”（卷五· 种红蓝花桅子第五十三）。卷三· 杂说· 第三十作假蜡烛法：“蒲熟时，多收蒲苔，削肥松大如指，以为心，烂布缠之，融羊牛脂，灌于蒲苔中，宛转于板上，桵令圆平，更灌更展，粗细足便止，融蜡灌之，足得供事，其省功十倍也。”唐韩愈《进学解》：“焚膏油以断冕，恒兀兀以穷年。”这些都是以脂油作点灯照明或造烛的记载。本文第一部分引《鸡肋编》、《天工开物》的几段文字也可看到关于燃灯及造烛用油及其品种、性质、优劣的叙述。
古代战争常运用火攻或防守拒敌，油常作为燃烧物品使用。《墨子·旗帜·第六十九》：“凡守城之法，石有积，樵薪有积，管茅有积，藿苇有积，木有积，炭有积，沙有积，松柏有积，蓬艾有积，麻脂有积，金铁有积，粟米有积。”积樵薪管茅藿苇麻脂等物就是准备以火拒敌，积沙石诸物又是防备对方以火攻城时作灭火用品。前面引述魏将满宠用火炬浇上麻油焚烧东吴孙权攻城器具，也是一例。
2．制作防水、防雨用具。《释名》中所说的柰油、杏油均用来制作油缯，即一种涤油织物，其过程是把柰仁、杏仁捣烂敷在缯上，待干燥后去掉渣滓，缯便光滑如油。《四民月令》有油衣，可见我国以油制作防雨用具很早就有了。《齐民要术》中有用麻油、荏油涂帛作油布、油衣。唐孙思邈《千金食治》也说荏油可作油衣。《梦溪笔谈》谓大麻油、荏油“皆堪作雨衣”。唐冯贽《屋龙更衣》说饶子卿“隐庐山康王谷，无瓦屋，代以茅茨…… 或时雨湿致漏，则以油幄承梁，坐于其下”。此为涂了油的帐篷（《云仙杂记》二）。宋陈师道《马上占呈立之诗》“转就邻家借油盖，始知公是最闲人”（《后山集》八）。油盖即油伞。《梦溪笔谈》中记载的还有油纸扇。油不沾水，利用它这一功能制作各种防水用具，是油的又一用途。
3．使用于造船上。《三国志·魏志·夏侯尚传》说夏侯尚于黄初三年与东吴诸葛谨在江陵交战，两军隔江对阵，双方战船在江中对峙，“尚夜多持油船，将步骑万余人，于下流潜渡，攻谨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这种油船，是用油涤过的船，由于船体上了油，不吸水，故船身自重轻，行驶疾速，还能经久不腐。《天工开物》舟车第九“漕舫”谓“凡船板合隙缝，以白麻斫絮为筋，钝凿报入，然后筛过细石灰，和桐油舂杵成团调艌”。此即使用麻絮和油灰腻合船板缝隙以防进水。
4．车子的润滑剂。古代战争，交通乘御多籍以车，脂油又是车乘中轮轴的润滑剂。《周礼·春官》有“巾车”之官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巾车脂辖”，即巾车负责以膏油涂于车辖，使其不锈且转动滑利。《释名·释车》：“輠，裹也，裹轵头也”。王先谦云：“輠即说文槗，盛膏器，为轵之小穿，有膏则滑泽而谷利转，故车有盛膏器”（《释名疏证补》卷七）。《史记·墨子荀卿列传》记载齐人赞谆于髡为“炙谷过”，即以炙谷槗其膏油不断流出来喻其善于议论，滔滔不绝，也有谓其随机应变、滑头之意。
5．制作护肤、化妆用品。《诗·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这是一位妇女在丈夫东行，远离自己之后的独白，诗中说：乱蓬蓬的头发并非是没有膏油来涂抹，而是你不在身边，我为谁打扮呢？膏沐，就是用油脂作发油。至今南方山区农村妇女常以某种植物油（如茶油）作发油来使用。《齐民要术》合香泽法：“好清酒以浸香，鸡舌香、霍香、苜蓿、泽兰香四种，以新绵裹而浸之，用胡麻油两分，猪脂一分，内铜铛中，即以浸香酒和之，煎数沸后，便缓火微煎，然后下所浸香煎，缓火至暮，水尽沸定乃熟。”这是四香发膏。又，合面脂法：“用牛髓，牛髓少者，用牛脂和之，若无髓，空用脂亦得也，温酒浸丁香藿香二种，浸法如煎泽法，煎法一同合泽，亦著青蒿以发色。”这是丁香型护肤脂。“若作唇脂者，以熟脂和之，清油裹之。”这就已经是古代的口红了。
6．药用。用脂油或配合其他药物来治疗疾病，尤其用于治疗皮肤病。《齐民要术》卷六列举许多治疗家畜的药方，其中不少就是直接运用脂油或以脂油配药的。治马疥方：“用雄黄头发二物，以腊月猪脂煎之，令发消，以搏揩疥令赤，及热涂之，即愈也。”又方：“烧柏脂涂之，良。”治牛虱方：“以胡麻油涂之即愈，猪脂亦得，凡六畜虱，脂涂皆愈。”等等。唐孙思邀《千金食治》中用来治疗疾病的药方中使用的便有胡麻油、麋脂、白鹅脂、鹜（鸭）脂、雁脂等等。元忽思慧《食疗方》中有“羊蜜膏”，是用熟羊油、羊髓、白沙蜜、生姜汁、生地黄汁合成。“治虚劳、腰疼、咳嗽、肺瘘、骨蒸”等等。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更有许多运用各种脂油来治病的详细记述。
7．其他用途。用油脂涂抹陶器内壁以防渗漏。《齐民要术》 卷七·涂瓮·第六十三：“凡瓮无问大小，皆须涂治…… 新出窑及热脂涂者，大良。若市买者，先宜涂治，勿使盛水，涂法：掘地为小圆坑，生炭于坑中，合瓮口于坑上而熏之，数数以手摸之，热灼人手，便下写（泻）热脂于瓮中，徊转浊流（缓缓流动），极令周匝，脂不复渗乃止。牛羊脂为第一好，猪脂亦得，俗人用麻子脂者，误人耳，若脂不浊流，一直遍拭之，亦不免津（渗漏）。”用油料未完全燃烧的烟灰来制墨。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十：“迩来墨工以水槽盛水，中列粗碗，燃以桐油，上复覆以一碗，令人埽煤，和以牛胶，揉成之。”《天工开物》中记载用桐油、菜子油、猪油烧烟制墨，但比例较小，多以烧松烟来制取。到了清代，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实业考·油业》记载，当时还利用各种动植物油来制造肥皂、油画绘料、假漆、人造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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