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若水先生传衡水金卷(余若水先生传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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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水先生传的译文?

【参考译文】余若水先生,名增远,是明朝崇祯癸未年的进士.他的兄长余武贞先生,名煌,是天启乙丑 年廷试的第一名,担任翰林院修撰.余若水初出做官,便得到淮安宝应知县一职.当时,东平伯刘泽清率 兵驻守淮安,强令知县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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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茅鹿门知县书文言文

1. 答茅鹿门知县书全篇翻译

熟阅鹿门的文章和鹿门与人论述文章的书信,觉得其中所言主张和方法,不少地方与鄙意十分契合。虽然中间有些小小的不同,它日当自能融解消释,在此不待赘言。

至于像鹿门对于我本是想求工于文字的人,而从不要求人讲究文字的怀疑,这里则有说明的必要。鹿门看到我的,恐怕是过去的我,而没有看到身如枯木、心如死灰的我吧?我难道是欺骗你鹿门的人吗!我不要求人讲究文字,不是说要抹杀一切,以为文字绝不值得研求。而是说学者的当务之急,有本末主次的分别罢了。我的文章不如别人,实践中也没有满意的收获,这样一个有纠纷的问题,在此暂且不敢置论,

2. 桃花源记原文与翻译

陶诗的艺术风格平淡自然。

这同东晋玄言诗人所倡导的清淡文风有一定的联系,但陶诗的平淡不是思想内容平淡,而是思想内容贴近生活,富于真情实感,语言平易,不假雕饰,且意境鲜明,耐人寻味,与玄言诗根 本不同。他的诗尤其注意对意象的整体把握,注意构图的和谐统一,因而能创造出一种似浅而实深的意境,给读者再创造的余地。

例如前面提到的《归园田居》其一, 《饮酒》其五即是如此。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造诣。

刘勰曾称宋初的文风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文心雕龙· 明诗》)。文人创作,多好锤炼个别句子,而未能从整体着眼去加以把握,结果产生“有名句而无名篇”的现 象,如谢灵运的一些诗即是如此。

陶渊明则不然,一切都以他所要表达的意境为目标,而不以雕章丽句为能事。他写的都是平平常常、眼见耳闻的事物,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因而用的也是平平常常的生活语言、词 汇。

例如“种豆南山下” (《归园田居》)、“今日天气佳” (《诸人同游周家墓柏下》)之类。 他也炼字,但目的也是为了增强表现力,丰富内涵。

如“霭霭堂前林,中夏贮清荫”(《和郭主簿》)的“贮”,“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时运》)的“翼”,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拟古》)的“扇”等等,就都是能以少总多、增强形象性的平常的字眼。 从美学角度说,平淡自然本来就是一种美,而且是一种不易达到的美的境界,陶渊明所追求的就是这种美学境界。

他的诗平淡中自有深厚,朴实中自有华采。苏东坡称“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与苏辙书》),元好问称其“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都是这个意思。

《陶渊明文集》书影 陶渊明的诗中还常常带着一种理趣,这与他喜欢对宇宙、社会、人生做哲学思考有关,也与魏晋玄学及玄言诗的发展影响有关。陶渊明诗中的理趣往往与景物、情感结合在一起,因而来得不觉,且绝无说教气。

诗是以情景为主的,没有情景的哲理诗必然淡乎寡味,令人生厌,一些玄言诗是这样。 但一旦理趣与情景很好地结合起来,情况就大不一样。

它可以更好地诱导人们的理性和悟性,把人们引向深沉而高远的境界,起到按之愈深、恢之愈广的积极效果,这也是陶诗经得起咀嚼、咏叹的一个重要原因。 陶渊明还善于捕捉那些能表现自我、表现个性的景物来增强诗的内涵。

诗中经常写到孤松、秋菊、白云、归鸟,这些都带有某种象征意义,象征着自己孤高傲岸、不拘世俗的品质与情怀,这是对楚辞的比兴有所吸取。 陶渊明的诗有五言与四言两种主属体式。

从五言说,他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传统,特别是对阮籍的咏怀传统有所继承和发展。 从四言说,他上继《诗经》,下继嵇康而又有所发展。

他的四言诗像他的五言诗一样,以自然而有情韵为特色。王夫之称他的《停云》、《归鸟》为“四言之佳唱,亦柴桑之绝调”( 《古诗评选》卷三),如从四言诗发展的历史看,嵇康以后,渊明之作确可称为绝调,但四言的表现力毕竟不及五言,故就陶诗的整体看,还是以五言诗的成就为高。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宁愿穷困也不肯屈事权贵的精神在当时就已为人所称道。

萧统《陶渊明传》说:“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诗人颜延之所做《陶征士诔》,主要就是从他光明峻洁的人格角度来缅怀他的。

陶渊明可以说为后世士大夫树立了一个耿介正直、孤高伟岸的人格模范,具有相当动人的示范力量。唐代诗人高适不平拜迎长官,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都与陶渊明精神一脉相承。

陶渊明的真率性格对士大夫也影响极大, 他那种不拘形式上的礼仪、讲求真情实感的生活作风常成为后世士大夫效法的榜样。 这种真率性格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往往就是一种豪放超迈的风格。

当然,它多少也助长了士大夫的隐逸心理,把一些人带进逃离现实生活即所谓“独善”的精神世界之中。 陶渊明的桃花源社会政治理想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唐末的《无能子》、南宋邓牧的《伯牙琴》、康与之的《昨梦录》中都曾憧憬过相类似的理想境界。 《昨梦录》中所描绘的异姓一家,计口授地,衣服饮食牛畜丝纩麻臬之屑皆公有均分的思想,尤与桃花源境界相似。

后世文人对桃花源的性质的理解虽有不同,或以为是仙界,或以为其中“虽有父子无君臣” (王安石《桃源行》),但都把它看成一种美好的理想境界则是共同的。 历史上很多诗人如王维、韩愈、刘禹锡、王安石、汪藻、王恽等,都曾根据他们对桃花源的理解做诗加以赞美。

还有一些美术作品也以此做题材。他们都把桃花源理想境界看成是一种与现实社会对立或不同的社会加以憧憬,本身就具有否定黑暗现实的意义。

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在当时没能受到应有的重视。 宋齐唯鲍照、江淹稍效其体。

钟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并认为他的诗具有“协左思风力”, “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等特点,但却只把他的诗列为中品,显然不公允。刘勰做《文心雕龙》,竟对他只字未提。

他的诗受到重视,。

3. 急求关于反映明朝历史黑暗的 课外文言文~~~

顾炎武顾炎武说八股之害有甚于坑儒从明清开始,科举制度完全走向了他的反面,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大“恶制”,这主要就是因为八股文的存在。

明清两代,能否中举主要看应举者八股文的优劣。它不仅形式被规定死了,而且在思想内容上,只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出题,还必须是以朱熹等人对经书的阐释为主,要求“代圣贤立言”,绝不允许有自己的发挥。

这自然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使得儒家的学说完全成为求取利禄的敲门砖,至于如何再使儒家的学说发展,根本无人关心。况且,朱熹等人的学说核心“忠君”,科举完全成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

这在使读书人思想僵化的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唐朝诗赋取士,应试诗中虽然佳作不多,但总算也有像“江上数峰青”这样的佳句留传下来,但明清两代的八股文,如果收集起来,恐怕也能说“汗牛充栋”,但谁能想得起来有哪些呢?连凭八股文走上仕途的人,都不好意思再把那些东西拿出来示人。

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不过是敲门砖,这真是对科举制度的绝大讽刺。无怪乎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

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张之洞上《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摺,得到谕允,于是,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八股文寿终正寝。

从此,它被世人视之如敝屣、粪土,不屑一顾。事实上,八股文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也传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妩媚的作品。

甚至有的批评家认为:“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唐诗、元曲,以立一门户。”(焦循《易余龠录》)诚然,明代的诗文词赋都不足与异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独领 *** 。

明代八股文能兴盛于一时,既属时代的召唤,也得之文化的积淀。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说:“明初八股文渐盛,这却在文坛上放一异彩,本是说理的古体散文,乃能与骈体诗赋合流,能融入诗词的丽语,能袭来戏曲的神情,实为最高希有的文体。”

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辈出,如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金声、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长城《百二十名家稿》说:“制义之有王守溪(鏊),犹史之有龙门(司马迁),诗之有少陵(杜甫),书法之有右军(王羲之),更百世而莫并者也。”

王鏊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士人无不奉之为圭臬,几至家有其书。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蘧公孙的女儿,“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

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说了。八股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讲到:“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

成化二十三年,会试 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 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

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原注:‘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其两扇立格,(原注:‘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

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

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

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

’)为何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间,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

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文章本无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 “八股文”三字终至成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总代表。

不容讳言,八股文在历史上罪孽深重。首先是它败坏了读书种子。

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磨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

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

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

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

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有人认为,明代亡国,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

“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

’贴于朝堂,亦。

4. 古人是怎么学习文言文的

这个问题虽然我没有通过参考什么史料啊之类的东西得到最真实的答案。但是我想说一下我的观点

你想啊,你是怎么学现代文的?

要知道,文学形式乃至社会制度等等为什么在某个时代出现那就是因为那个时代适应这样的形式和制度。

也就是说,古人学习文言文(确切的说是语文)是和我们学习的方法几本一致的,要知道,他们平时说话都是用的相对我们来说叫做文言文的东西啊。

好的东西是要背,就像我们有些人背 *** 诗词,散文,也很长啊。

但是长篇大论大家都是没必要被的,他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和我们看现在的东西一样啊,直接就看的懂的,并不需要我们看文言文的时候的翻译啊什么的

一点小看法,见笑

5. 《余增远先生传阅读答案附译文》古诗原文及翻译

作者:余增远先生传(清)张岱余若水先生,讳增远,明崇祯癸未进士。

兄余武贞先生,讳煌,天启乙丑廷试第一人,为翰林修撰。若水筮仕,得淮安宝应知县。

时东平伯刘泽清驻淮安,强知县行属礼。 若水不屈,莅任甫一月,即挂冠归。

丙戌,清兵渡江,武贞先生渡东桥自沉死。若水悼邦国之云亡,痛哲兄之先萎,望水长号,誓不再渡,自是遂绝迹城市。

若水虽成进士,而家甚贫,敝庐三楹,与风雨鸟鼠共之。其旁僦①田二亩,率其家人躬耕自食,常至断炊,妻孥晏如,亦无怨色。

长吏多其义,因共就问之,亦罕见者,或拜门外以去。绍守道沈静澜,其故同年友也,自恃交谊,殷勤造请,称疾以辞。

因直前托视疾,入门窥见若水卧绳床上,床上漏下穿,又有桯②无脚,四角悉支败瓦。闻客入,欲起逾垣。

静澜先已豫虑之,则要其同年四五人与俱往。 见若水走匿床,诸君即共前遮之,曰:“若水!人生会有交亲,子何避之深也?”若水曰:“我非避世鸣高者,顾自料福薄,不堪谐世,聊引分自安,长为农夫以没世足矣。

今诸公赫然见过,将共张③之,是使我避名以求名,非所愿也。”客皆班荆④,主人墙隅烋烋然⑤,客从而睨之,有一破甑在瓦垆上,炊未熟;架上又蒙戎练裙,馀即无有。

客有壶箪,取之以进,为勉行二觞,强之亦不再举。客语及世事,俯若无闻。

即间有问答,晴雨而已。日欲晡,辞客而退。

明日具钱米往遗之,再三辞。以此,诸长吏皆重违其意,亦未敢数造焉。

不入城市者三十六年。岁庚戌,无疾而终。

身无长物,友人醵钱以殓。 有遗命葬于原隐之丁斗垄。

外史曰人臣称委质故主回面而改向非忠也激愤而殉以明节也义卫志智卫身托农圃之弃迹下可见故主无辱先人若余若水者足矣。然其节概为人所难及者,兄死止水,弟不渡河,而安心农圃,扼腕终身,呜呼,若水可以为难矣!(选自《琅嬛文集》卷之四,有删改)[注]①僦:租。

②桯(tīng):床前的小桌。③共张:又作“供张”,设帐张乐,盛礼款待。

④班荆:布草而坐。⑤烋烋(xiāo)然:灰尘蒙积的样子。

5.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强知县行属礼 强:强令B.自恃交谊,殷勤造请 造:拜访C.诸君即共前遮之 遮:阻拦D.诸长吏皆重违其意 重:敬重6.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إ ( )A.痛哲兄之先萎 B.因直前托视疾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因击沛公于坐C.长为农夫以没世足矣 D.激愤而殉,以明节也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7.以下六句分别编为四组,全部说明余若水“明节避世”的一组是 ( )①若水不屈,莅任甫一月,即挂冠归 ②望水长号,誓不再渡,自是遂绝迹城市③聊引分自安,长为农夫以没世足矣 ④架上又蒙戎练裙,馀即无有⑤明日具钱米往遗之,再三辞 ⑥身无长物,友人醵钱以殓إA.①③⑥ B.①④⑥ C.②③⑤ D.②④⑤8.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余若水刚踏入仕途,就担任宝应知县,但他品性孤傲,不屈从于权贵,刚上任一个月,就辞官回家,从此发誓不再渡江,隐居乡间。 B.余若水亲自带着家人耕种,艰难度日,妻子儿女安然自在,没有怨恨之情。

死后,家中一贫如洗,朋友们凑钱为他办了丧事。C.余若水清高安贫,朋友们一起来看望他,他想逃走;见了面,只谈论天气,不谈当时社会上的事。

朋友救助钱和米,他也再三推辞。D.张岱运用细节描写,把余若水刻画得神情毕现,并对其节操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反映了他身为清初汉族文人的复杂心态。ؤ9.断句和翻译。

(10分)(1)用“/”给下列语段断句。 (4分)外史曰人臣称委质故主回面而改向非忠也激愤而殉以明节也义卫志智卫身托农圃之弃迹下可见故主无辱先人若余若水者足矣。

(2)翻译下面的句子。(6分)①若水虽成进士,而家甚贫,敝庐三楹,与风雨鸟鼠共之。

译文:②长吏多其义,因共就问之,亦罕见者,或拜门外以去。译文:。

6. 关于八古文的相关资料

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张之洞上《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摺,得到谕允,于是,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八股文寿终正寝。

从此,它被世人视之如敝屣、粪土,不屑一顾。事实上,八股文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也传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妩媚的作品。

甚至有的批评家认为:“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唐诗、元曲,以立一门户。”(焦循《易余龠录》)诚然,明代的诗文词赋都不足与异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独领 *** 。

明代八股文能兴盛于一时,既属时代的召唤,也得之文化的积淀。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说:“明初八股文渐盛,这却在文坛上放一异彩,本是说理的古体散文,乃能与骈体诗赋合流,能融入诗词的丽语,能袭来戏曲的神情,实为最高希有的文体。”

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辈出,如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金声、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长城《百二十名家稿》说:“制义之有王守溪(鏊),犹史之有龙门(司马迁),诗之有少陵(杜甫),书法之有右军(王羲之),更百世而莫并者也。”

王鏊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士人无不奉之为圭臬,几至家有其书。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蘧公孙的女儿,“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

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说了。 八股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讲到:“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

成化二十三年,会试 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 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

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原注:‘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其两扇立格,(原注:‘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

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

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

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

’)为何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间,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

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文章本无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终至成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总代表。

不容讳言,八股文在历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败坏了读书种子。

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磨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

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

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

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

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有人认为,明代亡国,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

“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

’贴于朝堂,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见吕留良《东庄诗集·真进士歌》自注)甲申之变,崇祯自缢,这一仪状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谶语。

其次是它缺乏实用的价值。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别无它用。

像归有光,既是时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虽然二者同样当行出色,但是人们唯独记得他“直据胸臆,信手写来”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抒情记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样绝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门知县书》)。

因为八股文缺乏实用的价值,所以一经赶下历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诗赋,当不再被用作考试工具时,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当今犹未衰竭。

诚然,八股文也间曾有过实用的个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触及到时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抒风月之情怀,像近人杨度《“颜渊季路侍”章》写共产主义者理想,都不过是个别士人的偶尔笔触,或个别才子的一时逸兴,终至成为历史的绝响。 三是它形式主义严重。

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转、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繁琐的程文格式,驱使人们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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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赞叹他的道义,于是就拱手亲自来拜访他,但是却很少能见到他,大多数时候(他)看到(县官)在门外拜望便离开了。

用道义来护卫我的意志,用智慧来卫护我的身心,托起衣服隐遁山林不留踪迹,下世可以见到故去的前朝君主,没有辱没先人的教诲,象余若水先生那样足矣!

别一个张岱

当大风大浪袭来时,对于士人(知识阶层)来说,有人守护节气,有人低头现实,有人积极权贵,有人无奈而从,任何时代莫不如是。但晚明许多文人确实是自觉背负起丧国之痛的羞耻感,他们不仕出,不与异族时局合作,或埋于读书著述(张岱即是),或沉于丹青书法(如傅山、陈洪绶),以笔墨承传建设一个源远流长的百折不挠的文化香火。

或许是《陶庵梦忆》流布深广,张岱多给人以品茶游园,“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独去“雾凇沆砀”、天地山水一白的湖心亭赏雪的性情文人形象,当然,明亡后避居山间所做的这些文章,即便天高云淡也是衬着多少沧桑烟云间的底子,只是宗子的身影总是似乎与月共影,与雪映照,与茶曲同品的。却在“梦忆”之外更多的文字中,感受到另一个内心坚烈的张岱。或许用烈来形容多有不确,宗子曾自述:“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琅嬛文集·自题小像》)自嘲的潇洒跃然纸面,其实,烈与潇洒在宗子身上是统一的,坚烈做底蕴,潇洒才不会轻飘。

张岱说“生平不喜作谀墓文,间有作者,必期酷肖其人,故多不惬人意,屡思改过,愧未能也”(《琅嬛文集·周宛委墓志铭》),文集中墓志铭仅四篇。来看看是哪些人让张岱作了墓志铭呢?除去《自为墓志铭》,其一周宛委,一个著述丰沛,敢于嬉笑怒骂的文人,虽“以奇文见斥,遂罢弃举业”,博览群书,浪荡不羁,“其所持论,皆出人意表”,张岱称之“如此异人,如此异才,求之天下,真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也”,佩服他,“犹越王之式怒蛙,惟取其气”。

其二姚长子,姚非显达之人,甚至也非读书人,乃“山阴王氏佣也”。嘉靖年间,他在农作时与来犯的倭寇“持稻叉”相斗而被擒,倭寇命其带路,姚长子机智引之入四面皆山两面断桥的山地,并私语乡人,让乡人前来围歼倭寇。最终倭寇“百三十人尽歼焉”,但姚长子被倭寇“寸脔”,“乡人义姚长子,裹其所磔肉齑”,将之安葬。张岱为他的墓地“立石清界”,作铭:“醯一人,醯百三十人,功不足以齿;醯一人,活几千万人,功那得不思。仓卒之际,救死不暇,乃欲全桑梓之乡;旌义之后,公道大著,乃不欲存盈尺之土。悲夫!”

其三张山民,张岱三弟。一个读书人,“资性空灵,识见老到,兼之用心沉着”,精通古董书画。待人朴厚,不以学识货与官家,宁愿“屏迹深山”。张岱铭曰:“才而若拙,慧而若痴,在市厘而饶邱壑,以贫士而富鼎彝。是惟梅山高士,可与把臂而同嬉。”以上三位,无论士人或农夫,皆堂堂之气之人,敢于真话,敢于承担,敢于不见于权贵,敢于直面入侵者,身在市厘而胸有邱壑,生气正气灵气丰沛,这是张岱最为看重的,虽然他自嘲当忠臣怕痛,不若其友祁彪佳那样绝食殉国,但明亡后他避居山间,读书著述,情愿生活困顿,拒不仕出,从钟鸣鼎食而“布衣蔬食,常至断炊”,正可见其价值取向。

再看他所著不多的六篇传中,《家传》、《附传》、《五异人传》写的都是张岱家族的叔祖、叔叔、兄弟们。尤以《五异人传》传达张岱胸次性情。“余家瑞阳之癖于钱,髯张之癖于酒,紫渊之癖于气,燕客之癖于土木,伯凝之癖于书史,其一往情深,小则成疵,大则成癖”,他们正合张岱所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之性情说。其余三篇传主也都各有声色气质,《余若水先生传》之余若水乃节义之士,清兵渡江后,其兄自沉而死,余若水“誓不再渡,绝迹城市”,虽是崇祯进士,但与家人“躬耕自食”,物质生活匮乏,连一张眠床也是支离破碎,“上漏下穿”,床前的桯(小桌之意)没有脚,“四角悉支败瓦”,但从不攀附权贵,有人“殷勤造请,称疾以辞”。他对来者说“我非避世鸣高者……长为农夫以没世足矣。今诸公赫然见过,将共张之,是使我避名以求名,非所愿也。”这些话说得诚恳真切,余若水非以隐求显之辈,唯求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人生态度,他死时,“身无长物”,还是“友人醵钱以殓”。

那么《鲁云谷传》所写鲁云谷又是何人呢?张岱好友,在绍兴开爿药店,擅治痈疽疮痘一类疾病,方剂独出机杼,每每妙手回春,却并不藉此敛财求名,倒是更喜欢莳弄花草木石,他“深于茶理”,“相知者日集试茶,纷至沓来”,鲁云谷乐在其中。他极喜洁净,“恨烟恨酒,恨人撷花”,尤其恨人随地吐痰,“故非解人韵士,不得与之久交”。他擅乐器,“凡羌笛、胡琴、凤笙、斑管,无不精妙,而尤喜以洞箫与人度曲”。常与友人在家品茗焚香,“剧谈谑笑”。驾鹤仙逝前晚还在与友人剪烛谈心,翌日则被发现“遗蜕在床矣”,真正洒脱之至。张岱说:“云谷居心高旷,凡炎凉势利,举不足以入其胸次。故生平不晓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厘,而有山林意。”可谓妙人高人韵人,虽不以学问存世,但颇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精髓。

《王谑庵先生传》传主王思任乃晚名著名文人。做过知县、佥事。清兵破南京后,鲁王监国,驻守绍兴,王任礼部右侍郎兼詹事。其仕途坎坷,三仕三黜,喜好山水林居。时有讽刺时政之作,其《游唤》一文,“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尽情刻画,文誉鹊起”。另有诗作誉世,抒发他对现实的愤懑和失望。甲申之变前,王思任以能文善谑著称,国难之后,当南明小朝廷覆亡之际,奸臣马士英欲逃往绍兴避难,王思任作书以拒之(张岱在传中全文引用了这篇义正辞厉之文),他自己则弃家入山,不剃头,不进城,身感不适,绝食卧躺。卧病期间“时常掷身起,弩目握拳,涕洟鲠咽”,临死前“连呼高皇帝者三”。王思任由一个纯粹的文人而成为人所景仰的志士。张岱给他写传之意不言自明。

《一卷冰雪文序》中,张岱云:“世间山川、云物、水火、草木、色声、香味,莫不有冰雪之气;……盖诗文只此数字,出高人之手,遂现空灵。”“冰雪之气”不仅仅是张岱的审美取向和美学观念,它的向度是更宽泛的,涵盖了张岱的人生态度和价值操守,所以才会有慎为人写传作墓志铭的他为一个抗倭的农民大书一笔,才尤其欣赏“不出市厘而有山林意”者,感佩国难后避居不仕、读书论世乃至潦倒困顿的王思任,对余若水这样的节义之士备加尊崇,也才有张岱催促好友陈洪绶完成《水浒叶子》,并专题《水浒牌四十八人赞》……

虽然明朝大厦在清兵入关时已是风雨飘摇,士人也无法肩起朝代鼎革的历史使命,有些人以身殉国——所殉当为其价值节气(张岱友人中殉国者即有刘宗周、祁彪佳),当然有些人也转向与时局合作。当大风大浪袭来时,对于士人(知识阶层)来说,有人守护节气,有人低头现实,有人积极权贵,有人无奈而从,任何时代莫不如是。但晚明许多文人确实是自觉背负起丧国之痛的羞耻感,他们不仕出,不与异族时局合作,或埋于读书著述(张岱即是),或沉于丹青书法(如傅山、陈洪绶),以笔墨承传建设一个源远流长的百折不挠的文化香火。这样的人生态度于知识者而言,无论其时还是后世,都需要精神、心灵和肉身的勇气的。

这一个张岱与品茶品戏优游于文人娴雅生活之中的张岱,其实并不矛盾,他只是持守一个士人的原则/精神罢了,是一个承传汉文化传统的文人对价值/审美理想的一以贯之,历史的兴替节点只不过是对之的一种外在考量,而张岱则坚持了他的“冰雪”理想。坚烈与潇洒浑然一体。

事实上,践行如此的浑然一体是别具勇气的,并不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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